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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11-18 09:32 |只看该作者 |倒序浏览 |打印

独立出版人希望通过自办的刊物传达他们的独立精神、声音、立场，他们注重现代人自我精神的延展和生活主张的发现，善于关注主流媒体较少关注的话题。正是如此，独立出版才能在高度统一、集中化的出版传播格局中提供了一种新的信息和思想的来源。

文/郭瑞佳

如果将2012年9月北京国际设计周上由JV lab策划的“本能Paper-Instinct”独立出版展和11月在广州白云区广东时代美术馆举行的“独立之光——2012广州独立出版物展”看作是大陆地区的独立出版正式登上舞台的历史里程碑事件的话，2013年年初北京图书订货会8号馆中“Buclas•布克独立出版”的惊艳亮相则展现出了独立出版品这类小众出版物的勃勃生机。无独有偶，今年2月台北国际书展上，台湾的多名独立出版人也集体亮相，举办了一场“我很小，但我很快乐”的座谈会，吸引了不少爱书人和媒体的注意。
对“独立出版”的源头追溯，众说纷纭。有人认为独立出版精神来源于两千多年前老子、孔子门生们徒手抄刀刻下自家学说并将其进行传播，也有人认为独立出版源自专制制度下出现的反集权统治或反宗教愚昧的自由思想出版物，还有人认为独立出版起源于1917年英国伍尔夫夫妇创办的霍加斯出版社（The Hogarth Press）……不论独立出版具体起源何处，大家一致认定其是一种传播超前想法和艺术形态的小众出版方式。
至于什么是“独立出版”，2012年7月出版的《城市画报》308期中的专题“私读势力：中国册子”中通过采访国内几位知名的独立出版人，描绘出有关独立出版的大致印象：这是一种纯粹自发的，不受外界影响的出版方式，它不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不考虑读者，而是只关注作品本身。独立出版的“独立”不仅体现在资金独立上，更重要的是出版精神和风格上的独立。相比之下，维基百科上对独立出版品（Zine）的解释来得更为实在：印数在1000以下（其中绝大多数印数仅100左右），在小范围内、自行出版且面向小众的杂志或册子。因此，打趣的说，独立出版绝对是让有闲阶层越玩越穷的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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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11-18 09:33 |只看该作者

小众趣味VS大众趣味

近年来，出版码洋的增长和出版趣味的降低反比趋势愈发明显。出版界在“二八定律”的驱动下，拼命追求一把就能赚个盆满钵满的畅销题材，誓将大众市场需求作为毕生奋斗的风向标。在此压力之下，向来阳春白雪且以精英文化代表著称的纸媒，为迎合大众口味，同质化、娱乐化、媚俗化的趋势在所难免。

但总有那么一批人，喜欢逆流而行。早在2005年8月，香港阿麦书房便联合了阿虫专门店、Hbitus、边度有书等几家书店举办了一场专门展示香港及澳门独立出版品的书展。大陆地区有关“独立出版”的信息最早则流传于网络。上海大学女教师周青在辞职后留学欧洲的过程中开始关注独立出版，2008年在国内对独立出版还相当陌生的时候，周青用笔名“苏菲”开通了个人博客，开始向国内介绍独立出版和全球知名的各类独立书店。

随后几年，网络圈子文化的流行为小众趣味的传播提供了绝佳的平台，先锋派文艺、实验艺术和迷恋小众选题的人们开始在豆瓣或微博上聚集，“香蕉鱼”“联邦走马”“早安日光”“阿米巴”等一批致力于小众趣味的独立出版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出版题材从最早介绍国外先锋文字、摄影、美术、行为艺术作品开始，逐渐向国内同类作品过渡。这些独立出版者们拥有极强的单兵作战能力，一人或几人就能包办从组稿、翻译、编校、设计、印刷、装订和传播的全过程。

在独立出版人的眼里，小众趣味和大众趣味并非决然地对立，只是寻找作者和定位读者群的出发点不同而已，简单讲来，也就是某个东西多数人还是少数人喜欢的问题。

独立出版贵在“独立”

独立出版的独立性，首先体现在出版人的身份上。这群人不隶属于官方出版社或民间商业出版机构，凭兴趣在做，不指望靠出版发家致富或养家糊口。独立出版人多数有自己的职业，靠一些闲暇时间来做出版，因此一本书从约稿到最终付印至少需要花费一两个月的时间，如果中途遇到编辑或者设计人员太忙，再拖上个几个月实属正常。多数独立出版的目的只是为了寻找同道中人，希望将自己心仪的作品介绍给与自己一般喜爱和欣赏这类题材的读者，对于读者数量和出版物销售并不十分在意。

独立出版的独立性，还体现在资金上。相比财大气粗的官方出版集团，独立出版人穷得无疑于乞丐。办刊物的钱，多是自掏腰包，人缘好点的有时能拉来点小赞助。不过，大多数独立出版人十分享受这样的状况，毕竟经济独立才能有精神独立，这点也从他们为自己取的名字上可以一窥端倪，常用的名称有某某资料馆、某某出版计划、某某出版基金等等，充分体现出其“独立”“非典型”“非商业”“非政治”的特点。例如成立于2008年的“黑哨诗歌”就曾公开表示出版方坚持永远不赢利，而且作者也将跟赢利毫不沾边。2012年，云南美术出版社推出了一本定价高达168元的《尼采传》，在市面上已有十多种同名书籍销售的境况中，这般高昂的定价明显与市场取向相左。其实，整个事件中出版社只扮演了提供书号的角色，真正的出版方“东七工作室”是中山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几名校友组成。由于没有一家出版社愿意冒险出版，而自己又太过喜欢这本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翁弗雷撰文的图画书《尼采传》，这几名同学决定用凑份子的方式来出版，自己谈版权、找翻译、买书号、设计、联系印刷厂，最终总共才印了1000本，书价不得不定为168元。

独立出版的独立性，最最重要的体现是在精神上。对于什么是“独立精神”，胡适曾撰文这么描述过：“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个人思考的结果：这是独立的精神”。柴静的新书《看见》中《我只是讨厌屈服》一文，也对独立精神进行了重新的审视和思考。独立出版人希望通过自办刊物传达他们的独立精神、声音和立场，他们注重现代人自我精神的延展和生活主张的发现，善于关注主流媒体较少关注的话题。正是如此，独立出版才能在高度统一、集中化的出版传播格局中提供了一种新的信息和思想的来源。正如《尼采传》的出版，这本注定亏损的图书，把这帮昔日的同窗联系起来，将自己喜爱的而一般出版社不愿触及的选题给出版了，给他们带来了与众分享的快乐。

独立出版的瓶颈

瓶颈一：身份。如何拥有合法身份，永远是中国大陆地区独立出版事业发展所遭遇的最大瓶颈问题。在当前体制下，一份刊物想要顺利出版并拥有合法身份，首先得解决身份证——书号或刊号问题。当然，这个问题解决起来也很容易，通过买卖书号或是向已有杂志“借壳”出版，不过配给制下的书号和刊号，其价码是印量极少的独立出版物难以企及的。大陆地区第一家立足于独立出版的书店“香蕉鱼”出版的第一本书《Aria》在豆瓣书评上有着很好的口碑，不过，因为没有向出版社购买合法书号，所以在网上卖完少量印刷的那么些本后，再无继续。由此可以看出，传统的身份获取方式几乎堵死了独立出版从“地下”走上“地面”、阳光化的所有道路。没有合法身份，便是黑户，且一黑到底，连人口普查都解决不了其身份问题。套用官方对“非法出版物”的定义：“不是国家批准的出版单位出版的在社会上公开发行的图书、报刊和音响出版物，以及违反《出版管理条例》未经批准擅自出版的出版物。”白纸黑字，用法律和法规的形式清楚表明了官方的态度，也注定了独立出版物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前路渺茫。按照这样的标准，很难将独立出版品界定为“出版物”，严格讲来，它们只能称为“印刷品”。

瓶颈二：销售渠道。很多年以来，大多数独立出版品因没有正规的书刊号，不能公开发行。早期的独立出版物主要是通过一些民营书店（独立书店）、爱书人团体等组织，以内部刊物的名义遮遮掩掩地在小范围内流传。不过，这种境况随着网络的发展，出现了新的转机。网络的盛行，使独立出版品的宣传和销售统统可以托付给互联网，甚至稿源也能在网上一并解决。如今的独立出版，出版人或作者往往先通过微博、豆瓣等渠道进行宣传预热，然后再告知读者其刊物在淘宝等商务网站的购物链接。这样的出版模式，不仅大大省去了传统出版的中间环节，与读者进行直接的一对一沟通，更符合小众出版的精神。当然，订单式的网购模式尽量模糊了独立出版品的合法身份问题，百本左右的极少量发行，也很难触动监管部门的神经。因此，只要独立出版品在内容上没有挑战红线，它们现今的活动模式，基本上获得了官方的默许。如今，读者可以轻易在豆瓣、新浪微博、QQ群上找到独立出版品的信息，活跃度较高的如“假杂志”、“香蕉鱼”、“阿米巴”、“泼先生”等独立出版机构，它们不仅随时更新出版信息，介绍目前自家正在策划的独立出版物，还定期发行免费的电子杂志，提高知名度和扩大产品销量。

独立出版，半穷人的游戏

随着文化事业改革的不断深入，曾经位居内容产业 “旱涝保收”排行榜榜首的出版社也开始经历阵痛。各种拆建重组，使得一批出版社迅速壮大的同时，另一大批出版社也因此逐渐衰落。更险恶的是，由于进入了以管理为中心的时代，以市场为导向，追逐出版利润最大化的经营导向，让出版人不必非得饱读诗书，也不再肩负传播精神文明的重大使命。出版业和其他商业行业不再有不同，出版物因而也成了追求利润的商品。在这样的背景下，独立出版人开始从体制中剥离出来，怀揣着职业使命感，开始自己艰难的理想征程。目前，中国大陆地区致力传播小众趣味的独立出版人很多都出身于国营出版机构，或是记者、编辑、撰稿人……这些人广结人脉，有较强的策划能力、较高的专业素养，充满浪漫主义情怀，由于不适应国营单位僵化呆板的程序化运作模式，不愿好题材因不符合大众趣味而被埋没，而投身于崇尚自由和个人审美情趣的独立出版。对于他们而言，做独立出版不是为了解决生计，也不是为了扩大事业，出版刊物所需的资金（主要是印刷经费）来源主要靠自筹或朋友资助。他们所做出的种种努力，是为了提供不同的声音，独立出版所生产出的优秀作品，能够让中国的现代文化体系更加健全、更为人性。

没有任何依附的独立出版，资金是其生存和发展的先决条件。精美制作、小量印刷注定了独立出版单品的成本不菲，定价远远超过一般大众出版物，如果发行跟不上，书或杂志卖不出去，资金无法回笼，独立出版人也就没钱进行下一期的制作。记者出身的“女贼”和“特务”（笔名）在云南大理创立了中国独立出版物中第一本旅行类Mook——《杂字》。这两名自称行走在奔四道路上的单身女青年来到西南边陲小城大理，定居在此开始搭建自己的文化理想。从2010年起，两人花了四年的时间精雕细琢出三期《杂字》（第三期即将发行），而每期近千册的销量和良好的口碑也使这本杂志称为国内独立出版物的代表之一。不过，虽然《杂字》有着不错的销量，但是为了让杂志能够度过草创的艰难期，两名合伙人先后卖车卖房，花光了存款。如今，除了办杂志外，两人还在大理开了两家专门经营独立出版物的书店“杂字时间店”，店内销售来自大陆、港台及国外的几十种小众独立出版物。为了维持店内开销平衡，同时也销售一些原创手工制品。

独立出版品的作者（译者）也拿着低于市场的稿费，甚至没有稿费。他们的创作不以赚钱或赢利为目的，也并非追求一种标准市场化的运作状态。他们的作品因不具备市场卖点，很难被出版社列入出版计划，而独立出版为这些作品面世提供了渠道。在这一过程中，作者坚守着自己对文字和艺术的信仰，更多地享受与众分享的快乐，出版也变得越发的简单、纯粹且愉快。

独立出版，痛并快乐的未来

在如今的出版产业版图上，独立出版是一种独立于商业体制运作的出版模式。有别于以大众趣味为导向的传统出版，独立出版一开始就立足小众艺术，致力于满足一直被忽略的“少数人”的需求，难以畅销，用“非盈利”的姿态慢慢寻找它们所需要的读者和需要它们的读者。

出版数字时代和云时代的到来，为独立出版照入了新的曙光。如果说迷恋纸媒的形制之美是老一辈读书人和制书人的执念，成长于电子传媒环境中的新一代，相较于纸本，更习惯用电子终端来碰触和感知世界。在出版数字化的跑道上，大型出版集团与独立出版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去掉了印刷成本的顾虑，在这个注重个性的时代里小众趣味反而凸显出自己在发行和宣传上的种种优势。社交网络SNS（Social Networking Services）的盛行也为独立出版提供了多样态的生存形式。微博名人薛蛮子的“蛮子”系列成为独立出版的数字化先锋，其媒体产品“蛮子文摘”号称第一个由微博衍生出来，以个人命名的自媒体产品。“蛮子文摘”由资深媒体人人担任主编，有自己专门的制作团队，内容主要与创投、环保、公益和民生等大众话题有关。从2012年2月上线以来，受众迅速增长到几十万，这对拥有粉丝超过400万的微博主号来说，并不令人感到惊讶。

数字化和按需印刷为独立出版提供了未来可供生存的现实土壤。生产+直接销售的模式，不但摆脱了目前传统出版繁琐的编印程序，也为作者提供了更为便捷的方式出版自己的作品。事实上目前已有不少人在尝试卖多少就制作多少，按需印制，不必启动动辄百本起印的大型印刷机，很多出版物如个性刊物、诗集、小说集、译诗集等都通过这种方式得以面世。从某种程度上讲，它也体现了互联网的精神：方便、快捷、自由和注重分享。

（作者单位：云南民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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